台灣工會三部曲:维权、自主、全球化
台灣工會三部曲：维权、自立、全世界化林宗弘
在历经1950、1960年月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以后，台灣地域的共产党与左派劳工组织鸣金收兵。噤声的劳动阶层，支出极大的心血价格，包含了一度全球最高的職業灾难比率、世界上最长的事情时候、對劳工阶层包含其后代，在教诲機遇与文化糊口上的褫夺賓果玩法,、對女性与少数民族劳动者的轻视等等，创始了所谓的“经济古迹”。
那时一首风行的闽南语歌曲《孤女的欲望》，就描写了台灣打工妹离乡背井的心境：
“请问门口的保安大叔啊
人家说这间工场有要用工
我固然还年青甚麼也不懂
怜悯我地头陌生别的无但愿
即便少钱也得忍受三年五冬
為未来為着幸福情愿刻苦来劳动
有一日总會获得心境的轻松。”
是以，人们有来由问：工會做了甚麼？
台灣工人维权活动的萌芽
1980年月之前，國民党在各“國有”奇迹与企業单元設立了工會，由党员干部兼任工會带领，可是一般的私营企業主都抗拒國民党参与工场辦理。跟着私营企業成為主流，工會组织率紧张萎缩；即便建立了工會组织，干部腐蚀仍十分紧张，有时辰企業主或司理人就兼任工會理事长(主席)或秘书长(总布告)。工人暗里笑称為“福利品工會”、“花瓶工會”或“阉鸡工會”(阉掉的公鸡不會斗)。
在台灣敏捷都會化、工業化的進程中，长处團體与工场老板對工人的陵犯日复一日，违法加班、工伤与积欠薪资的事務层见叠出，贪腐的处所當局對付工人的投诉多 “吃案”置若罔闻，使得民间维权意识逐步醒觉。
1984年5月1日，一群维权人士汇集在台北市义光教會，建立了台灣战后第一个劳工NGO——台灣劳工法令支撑會，这是一个以法令辦事来协助工人的集團。就在统一天，因為美國工會与台灣商業顺差酿成的政治压力，國民党鞭策了《劳动基准法》也就是台灣的劳动法经由過程。这两件事對台灣的劳工活动造成為了深远的影响。
在國民党威权體系體例松动之下，台灣劳工法令支撑會的少数状师与常识份子，以1984年的劳动法為重要根据率先起头法令维权辦事。那时劳工法令支撑會里默默无闻的事情者，现在已大名鼎鼎，包含义務维权状师陈水扁，曾任NGO主席的邱义仁、陈菊(现任高雄市长)、郭吉仁(曾任“劳委會”副主委，至关于劳动部副部长)与简锡(曾蝉联“立法委员”)等。
那时的NGO维权只是协助处置法令案件，可是也使少数受害工人成為醒觉的踊跃份子；保障人权的素朴公理感，使得大學生与青年工人纷繁投入自愿者的行列。以后，跟着戒严、报禁与党禁的消除，和政治能人蒋经國的去世，政治自由化与國民党内的派系斗争，牵动了全部台灣公民社會的成长。
八八工潮的影响
就在蒋经國去世以后的1988年2月，桃园客运工會的曾茂兴打响了歇工的第一炮，客运業的歇工舒展到苗栗县、新竹县与台中县，使得本地交通瘫痪，而且不测激發全岛各工業区的连锁反响。
这是自1949年國民党退却到台灣以后的第一波全岛工潮，据估量各地陆续有30万工人无预警介入了歇工。很多工人回想那时的环境说，早上有工人到工场發放夺取加薪、组织工會的传单，不到午时流水线就纷繁停摆，没有组织的歇工就在他们的工场里延续了一周，工人停下来评论辩论加薪与工會，也有人摧毁呆板或产物，乃至舒展到上下流的厂房。
“八八工潮”震动了蒋经國身后堕入权利斗争的國民党政权，大都工人的手腕与目标都十分暖和，组织也不健全。就歇工的诉求来看，大都是“顺法维权抗争”，工人只是但愿根据劳动法，夺取最低工资与依法计较加班费。这一年台灣的本色工资發展率创下汗青最高记载。
但是，“八八工潮”最大的影响，是让台灣工人發明了自觉工會组织的需要性，工人起头在國民党以外成长“自立工會”，國民党政府大為严重，行贿收编、搜捕与告状事務不竭产生，曾茂兴等多名踊跃份子被判刑。
但是，台灣的學生活动与民主化带来了工會成长的新契機。一方面，1991年末台灣的立法機构周全施行普選，成為台灣由“自由化”转向“民主化”的迁移转变点，下层工會加快解脱國民党的@拉%43y6R%拢或节%1J1xR%制@；另外一方面，工會干部山楂乾哪裡買，熟悉到劳动法律的局限，從 “顺法抗争”走向了 “修法抗争”。
自立工會的成长与否决党的处所在朝痛痒相关。1994年，在民進党在朝台北县的默认下，台北县财产总工會冲破法律限定而建立，随后，台北市在陈水扁市长任内，开展财产总工會的组织。1997年，各地财产总工會纷繁設立，与國民党主导的总工會體系相對抗，而且把矛头瞄准了國企私有化政策与社保轨制鼎新。
社會政策与私有化打击
台灣在1990年月中期，受薪阶层依然没有像样的医疗保险、赋闲保险与退休年金。一方面，國民党李登辉在推举压力下开展社保鼎新，鞭策 “全民康健保险”，工會倡议一系列抗争，乐成地将健保的劳工分摊比由五成压到两成，工會也能够介入监视社保基金的决议计划。别的，点窜劳动法、协助银行業等建立第三财产工會，都成為工會组织与政策的主题。
最惊人的组织成长，来自國民党鞭策大型“國有”企業私有化所酿成的反弹。台灣的“國有”奇迹与企業可能是油气、水電、交通等员工动辄上万人、垄断性的大单元，工资与福利遭到单元保障，可是私有化以后面對裁人与减薪的压力。
1990年月中期，这些超大型“國企”的员工魁首，為抵當私有化政策开展串联，提出公用奇迹应當保持當局管束、不应沦入私家垄断的见解，这类 “反财團、反垄断、反官商勾搭”的诉求，也得到部门舆论支撑，國民党工會干部却進退两难。電信、煤油、電力等企業的工會纷繁成為自立派，最后，大都“國有”的银行员工會也形玉成岛性的结合會。
后民主化与全世界化转型期
2000年3月的“总统”大選致使政党轮番，是年5月1日，“天下财产总工會”在陈水扁的许诺下建立 (那时陈水扁与宋楚瑜都签下竞選许诺，只有连战未赞成)，这个政策，冲破了旧工會法中总工會垄断一切的法律框架。至此，大都工會已周全自立化，辞别了國民党干部与工會干部不分的状况，在政治上，也与分歧的党派结盟，与美國或欧洲雷同，工會与资方在立法院构成相互长处冲突的游说集團。
台灣民主化以后，总工會體系的组织成长，或多或少与政治上的蓝绿分解有关。“天下财产总工會”包含了大都的自立工會，下层组织与抗争履历较丰硕，与民進党瓜葛较深，垂垂盘踞主导職位地方。另外一方面，國民党在损失行政资本的环境下，所属的工會割裂成7个工會组织，最具气力的“天下总工會”也面對转型，從曩昔压抑反國民党勾當，酿成踊跃否决民進党當局的工會。
总體来讲，台灣的工會系统，逐步走向轨制化、多元化与政治结盟重整的阶段。對此，评价其实不一致，有人认為这是新7M棒球,當局分解工會的诡计，也有人认為是政治自由的必定趋向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大工會代替了劳工维权NGO的職位地方。台灣的社保系统，也有朝向日本或德國式 “劳资政”三方协商的成长趋向，只不外在全世界化打击下，工會更加弱势。
對台灣的工會组织来讲，全世界化的打击来自三个方面。起首，台灣第二财产的就業生齿，自1980年月以来從五成掉到三成，财产外迁到大陆与东南亚是重要缘由。第二，當地就業布局中的底层，被全世界移民劳工代替。第三，台灣政府在金融全世界化的压力下，政策倒向大财團与私有化，也會冲击工會组织。
陈水扁在朝下的劳工政策
在在朝以后，民進党當局的意识形态摆布扭捏，致使与自立工會魁首在维权时代的计谋互助瓜葛有所摆荡。比方2001年在全世界经济不景气打击下，工會所鞭策的社會民主与劳工福利的政策标的目的，被行政院经济扶植委员會颠覆，使陈水扁當局受到外界峻厉质疑。
别的，2000年到2004年间，在工會组织与NGO的延续压力下，民進党陈菊担當“劳委會”主委任内，鞭策了两周八四工时法案(原劳动法為一周四八工时)，两性事情同等法、赋闲保险与劳工退休金立法等，對健全社保轨制不无進献。可是引進外籍劳工政策却成為民進党當局贪腐的温床。
台灣政府為了调控國际劳工输入，将辦理外劳的责任付与少数特许的中介業者，构成中心抽剥。在萬用影片下載,高雄市捷运(地铁)工程中，前“总统府”副秘书长陈哲男触及收受中介的华盘公司贿络，使该公司得到當局特许的长处，华盘公司则從外籍工人身上扣款，宿舍与炊事前提极差。2005年8月，来自泰國与印度尼西亚等外籍劳工對持久的抽剥忍无可忍，千余人對宿舍放火策动抗争，最后与警方會商和平闭幕。
高雄捷运外劳弊案揭穿了民進党當局的政商瓜葛阴晦面，使得谢长廷内阁多名成员下台，也令蝉联的陈水扁形象遭到重创。
為了提振2008年的選情，苏贞昌内阁在本年提出调涨根基工资方案，预估可能令下层员工调薪5%~11%，诡计奉迎工會、和缓民怨，但却引来工贸易界的抵制。各方在劳工政策上拉锯，成果仍难预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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